不一样的岁月同一样的“激情”

本报记者“学雷锋纪念日”走访了不同时代的人群

【字体：大中小】【2010/3/19】【作者/来源安徽心理健康网】【阅读：次】【关闭】

不一样的岁月同一样的“激情”

本报记者“学雷锋纪念日”走访了不同时代的人群

    今天3月5日，是“学雷锋纪念日”，也是“志愿者日”。从解放初期到本世纪初，不同年代的中国人，对“志愿服务”有着怎样的不同理解呢？本报记者采访了新中国建立后不同年代的人群，发现尽管称呼变了，以前叫“雷锋”，现在叫“志愿者”，虽然具体志愿服务的内容不一样，但他们的“激情”都是一样的！
    40后：去农村无偿参加秋收
    人物：叶长庆（原义城监狱副监狱长）生于1944年
    5岁那年，叶长庆从爸妈口中得知了五星红旗的含义，也听到了天安门城楼上伟人那振奋亿万国人的声音。“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热火朝天的建设中，我爸妈经常自愿地在单位加班加点，虽然很苦很累，但是每天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”
    最让叶长庆记忆犹新的是中学时期，历年都要自交伙食费和粮票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。1960年的农忙时节，叶长庆又自带粮票和同学们结伴来到巢县黄麓公社，帮社员们“大战三秋”。整整无偿劳动了一个月，“当时只想着怎样能保障收成，没有人心里会想着让国家补贴点费用。”谁也没有想到过报酬问题，只是朴素地将义务劳动与学雷锋、为人民服务等联系起来看待，从来没有听到有人发牢骚、讲怪话，大家认为这是在履行应尽的社会义务，是天经地义的行为。
    50后：知恩图报回报社会
    人物：陈嫩江（残疾人志愿者）生于1958年
    在蜀山区西园街道岳西新村社区，说起陈嫩江那是无人不知晓。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，陈嫩江跟随父母从四川迁到合肥，因身患残疾，她找工作时到处碰壁。1985年春，陈嫩江靠自己的努力，“嫩江服装店”在岳西路边开张了。
    生意好了后，陈嫩江并没有忘记当年别人对她的帮忙，为了表达对社会的感谢之情，陈大姐先后传授培养了30多名徒弟。陈嫩江告诉记者，“我在困难时，得到政府和社会上很多好心人的资助和关爱，现在生活稳定了，我要知恩图报，回报社会。”
    60后：小时候帮叔叔打秧草
    人物：包训安（合肥市人大代表、包公第三十六代后裔）生于1965年
    曹斌（合肥市交警支队蜀山大队中队长）生于1969年
    提起志愿者，曹斌首先想到的是小学时自发地去打秧草的故事。还是小学生的曹斌在放学后，总是会和同学们挎着篮子到位于现在博物馆附近的草地上打秧草，然后交到学校集中送给农村的叔叔们，“其实我们不知道这草到底能做些什么，但是能为大人们帮忙，心里就觉得特别高兴。”工作后，曹斌不仅自己参加志愿活动，还发起创立了合肥市唯一一支小学生交警义务宣传队，通过形式多样的志愿活动，向广大市民宣传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。
    作为曹斌的同龄人，包训安可算是老的志愿者了，很早前就是合肥爱心出租车队的队长。遇到路堵，作为全省交通广播一号信息员的他会立刻向电台反馈；遇到老弱病残，他不仅服务周到还常常免除费用；看到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会慷慨解囊……包训安认为哪怕是随手捡起地上的一个烟头也是志愿服务。
    70后：对“雷锋”相当地崇拜
    人物：江俊（安徽省心理咨询学会副会长），生于1974年
    江俊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，据其介绍，那时整个中国都沉浸在“学雷锋”的热潮中，3月5日称为“学雷锋日”，大家对“志愿者”没什么概念，可是对“雷锋”那可都是相当的崇拜。
    “我上小学、初中时，每年3月5日，学校都会组织我们学生去栽树、挑土，帮孤寡老人家里挑水、擦玻璃。”江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感慨万千。
    江俊说，她是从2000年之后才知道“志愿者”的概念，当时，很多香港电视剧里出现了“义工”的说法，后来，经过媒体的广泛宣传，“志愿者”的名称也慢慢普及开来，她知道了“志愿者”就是免费无偿地为社会做好事，就是“新时代雷锋”的代名词，还知道了“小红帽”、“红马甲”就是志愿者的标志。
    2003年，江俊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者，也越来越理解“志愿者”这个名词之后包涵的深层意义，那就是“爱心、奉献与责任”。
    80后：做公益是为了自我救赎
    人物：郭军
    （省直机关公务员）生于1982年
    董莹（安徽电力继远软件公司职员）生于1987年
    去年3月，大学毕业后在机关工作的郭军加入了一个公益QQ群，也因此有了平生第一次公益体验。谈及自己参与公益的最初动机，他拒绝使用任何高尚的词汇。“与其说是奉献，不如说是爱心的释放。这就跟饿了要吃饭、乏了要运动一样的道理。”他轻描淡写道。儿童福利院、敬老院、残疾人之家等地几乎是所有民间公益群体的常去之地。
    董莹，这个23岁的合肥女孩如今身兼三个公益组织——合肥市无偿献血协会、安徽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、安徽省残疾人论坛服务队的成员。谁能想到，公益，竟是她当初为了自我救赎而抓住的一根救命稻草。
    2007年夏天，高考落榜的她低迷消沉，终日沉溺于网游，她痛苦自责，却难以自拔。她明白，要戒除网瘾，必须有全新的付出和投入。一天，她在百度上输入关键词“合肥”、“公益”，加入了搜索到的第一个公益群，由此结识了一帮热情似火的新朋友。在终日的忙碌奔波中，她成功地走出了青春的泥沼。
    90后：“比起上网，更喜欢做公益”
    人物：杨明明（安徽大学春晖学社副社长）生于1991年
    徐智伟（合肥11中高二学生）生于1993年
    “我们社团现在有200多名会员，80%以上都是90后。”说起自己所在的公益社团，1991年出生的90后代表杨明明畅快的语言中表露出一种自豪感。
    春晖学社是安徽大学的一家公益性社团，就读于经济学院二年级的杨明明是这里的一分子，她说高中时代就很向往做一名志愿者，去帮助一些人。然而，苦于高中时代的学习压力和环境条件，她一直压抑着心中的这份热情。终于考上大学，这里有公益社团，为她提供了实现愿望释放热情的平台。
    “其实，社团里的90后学生们跟我的想法都是一样的，大家在考上大学的第一天就奔着做志愿者来了。比起，经常去逛街，沉浸在网游世界，这个更有意义。”
    一个年仅17岁的少年，背负着高中繁重的课业压力，却坚持在社会上做公益事业。募捐、义卖、去孤儿院敬老院、帮助弱势群体，他样样都干。他叫徐智伟，现就读于合肥11中，这个面临考学压力的少年为何就选择做公益呢？
    去年的一个周末，徐智伟在街上看到一场为兴建希望小学而举行的募捐活动。当下，他不仅捐出身上所有零钱，还动起了参加公益活动的念头。“许多人都有困难，我应该尽绵薄之力，毕竟帮助别人快乐自己。呵呵！而且这也算是一个锻炼自己的过程，总比上网好很多倍。”
    2000后：帮助别人我感到快乐
    人物：王叶凡（青年路小学一年级学生），生于2003年
    对于“志愿者”的概念，稚嫩的小姑娘还不是太明白，只知道“志愿者”是做好事的人，问她为什么要做“志愿者”，她则会像个小大人似地回答你：“帮助别人能让我感到快乐，别人高兴，我就高兴。”
    据王叶凡的妈妈叶传玲介绍，王叶凡在省委机关幼儿园上学时，该园的老师就非常注重对学生“志愿服务”意识的培养，该园的45名青年老师还特别组成了一支志愿者服务队，经常带领小朋友一起开展各种社会公益志愿服务活动。
    •本组稿件主持人   石莉  本报记者  韦勇   秦鸣  陈慧琴  许焕茹  文/摄•

    图5 ：     江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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